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
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
陈冲
陈冲:孤独和欲望的颜色(上)
文/陈冲
M,你好!
来信收到。知道你在组里的一切都很好,当然很高兴。我已放假一周,在家里看看书,看看电视,和陈川一起去游游泳,大有无牵无挂一身轻松的味道。这次考试成绩不很理想。主课英语笔试:良(刚八十分挨上良)。口试:优。历史:优。政治:优。语文:优。
我到老闵家去过几回,她也来过我这儿,好久没在一块儿玩了,现在遇上真是高兴坏了。她也许要去演一个农村丫头,在《车水马龙》中的一个角色。愿她也有上帝保佑。
我原来打算去庐山玩的,这样可以回避一切可恶的社会活动,但是姥姥不让去,我也只好算了。不过我不管,反正不再搞演员工作了,我什么活动也不去参加,只答应帮影协翻译一篇文章,这是我十分乐意干的。但是这工作花去我很多时间,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,太难了。接下去该是去旅游局实习口语,这一定很有趣。下学期我们新开一门课:日语。我在暑假里就开始先学了,挺好玩的,不过以后一定很艰苦。开始凭兴趣,以后得有真的刻苦精神才行。我是很爱玩的,这下就苦了。
关于你上戏的事,千万得斟酌一下。一个戏一演就近一年,整整一年时间得换一些什么才对。我以前也认为,演员只要在表演上自己认为满意就值得花半年一年的时间,在演技上有所获就行。但现在我觉得演员需要成功,需要吸引住观众,这也是将来更好工作的一种条件。一旦成功了办什么事都方便。也许我这种想法很错误,但我还是说出来了。看完后撕掉,好吗?
我觉得《大风歌》不一定有太多的观众,但如果你在戏中能给人这样的感觉:“这戏没太多意思,演×××的演员倒真不错。”那也值得干。好,不多写了。
祝
愉快!
陈冲
这些日子我和师大的一帮留学生在一块工作、学习,说穿了是一块玩。我们一同去了杭州,他们大部分都是很好的青年,有文化,有教养。但有时他们太傲气了,作为一个中国人,我真有点受不了。真的,平时我并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。但是和他们在一起,我就有更强的民族感。我每次和他们在一块玩总是挺快活,还可以学习英语口语。但每次回到家里总是那么灰心丧气。中国不如别人强,别人就看不起我们。有时我跟他们解释许多事情,甚至还想骗他们,但别人十分了解中国。有一个外国留学生想留在国内教一段时间的课,但是许多单位都没有宿舍,就不能留。他说国内有朋友,想住朋友家。另一个朋友告诉他,外国人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。他问为什么,朋友说没有什么为什么,就是不能住。他说这很愚蠢,应该得到改变。是的,说不出为什么,但它就是存在,但愿有人会改变,会问为什么。我也挺生气,但是我又能干什么呢?他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,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。当然这也许是他们的偏见,但形成偏见也是有原因的。你看我说了些什么没意义的笨话。但每次从他们那儿回来我总是不愉快。我不想再去了,我得抓紧时间学习,以后比他们懂得都多,看他们再傲气。但是我现在忙于许多杂事,又因这种环境而不能安心学习,也不知为什么坐着就是读不进书,这真是最危险的。最近,上海的“大学生艺术团”要到庐山去活动,姥姥不让我去,可我心里想去。我想那一定会是十分愉快的。这也会影响我的学习,但是我实在不愿放弃这次机会。我们几个大学的学生一起去,多热闹。如果去的话,十二、十三日可回沪。我的“雄心壮志”还比不上庐山,多差劲!老闵昨天来我家,在家里住了一夜。天导演和她一起搞的那个本子基本上好了,她昨天给我,让我今天读,明天一早给她的,但我还没看哩,多对不住朋友。她到底还是去演《车水马龙》了,希望她成功。她会的,我想。你的戏一定拍得很顺利吧?祝你成功。我觉得男演员最主要的是内涵,深沉,稳得住。男子汉的魅力就在于此。当然也要个性、激情、火花,但火花只能闪一下、两下。我不太喜欢《他俩,她俩》中的那个角色。男子汉如果老是活蹦鲜跳的,别人大概不会喜欢。(这只是个人意见。)庐山——我恍惚看到那片雾蒙蒙的青山绿水,听到淅淅沥沥的小雨,还有哗哗的瀑布……翻出四十多年前在那里拍的照片,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,在山涧、树丛、岩石旁嬉耍,我的身边经常站着个大眼睛女孩,我们有时拉着手,有时搂着肩,笑得像盛开的花朵。看上去,我们一定分享过非常欢乐的时光。她是哪个大学的学生?叫什么名字?我们都聊了什么?一点都不记得了。记忆如此薄情。
离开的那天,我在九江的轮船码头被影迷围得水泄不通,警察开道才终于登上了回上海的长江客轮。我注意到,有一位同是“大学生暑期艺术团”的人,一路都在默默观察着我。好像在快到上海的时候,他跟我说,其实你生活得并不好。我很震惊,没有别人会这样跟我说话。我也因此跟他交换了联络地址。我在这里就称他为Z吧。“文革”十年停止了高考,所以当年的大学生中,有不少三十多岁的学生,Z就是这样一位高龄大学生。他和几个复旦、师大文学系的男生,常在吃饭的时候谈论“存在主义”“意识流”那样神秘而引人入胜的话题。后来到西影厂拍《苏醒》,导演滕文骥和编剧徐庆东也经常提到“存在主义”和“意识流”的表现方法。回想起来,“存在主义”的哲理——尤其是个人自由、个人责任和自我等核心概念——在当时集体主义的中国风靡一时。Z借给我和哥哥一些书籍,其中有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和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。这些今天的人可以随便找到的书,在一九八〇年是极其珍贵的——有新书到的日子,消息传开来,新华书店还没开门,外面就开始排长队了。Z翻开《飞鸟集》中他折过的一页,给我看“道路虽然拥挤,却是寂寞的,因为没人爱它”。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心,它为我莫名的孤独感找到了语言和画面。Z还跟我引用了一句伏尔泰书里的话,“我们必须开垦自己的园地”,在那之前,我不知道自己不可名状的欲望,原来是想“开垦自己的园地”。《变形记》令我彻夜不眠,或者用现在的话说,它令我脑洞大开。一个很普通的早晨,一个很普通的年轻人,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壳虫。
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样离奇、荒诞和悲哀的叙事,但是本能地认同其中的异化、疏离、内疚和孤立的感觉。朋友不知从哪里翻找出一篇我写的短篇小说,叫《女明星》,我差点忘了有这么回事。一九八二年二月发表的时候,作者简介写了:“陈冲,女,二十岁,电影演员,这是作者的处女作。”几十年后重读,我仿佛看见“妹妹”趴在桌上,钢笔握得很紧,头向左边歪着。她写得非常幼稚,也缺乏文采。这一事实并不让我惊讶,那是理所应当的,但她的企图让我有些好奇,这是她本能的叙事,还是有设计的尝试?故事没有什么“情节”,女主人公“她”的外在动作是晚饭后走路去看某个神秘的“他”;路上遇到的一切,都只为了勾起“她”的思绪——“她”的“意识流”;在两站公车的路程里,她描写了“她”与周围环境、人群的异化和疏离。当时我是外语学院的学生,主演过三部电影。为什么突然写短篇小说?之后又为什么不写了?知道这事的朋友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。坐在电脑前,我半天也想不出个合乎逻辑的答案。顺手问了一下GPT4,为什么在处女作后我几十年没有再写?它一秒钟内回给我六个可能性,并一一解释:这个人类AI的里程碑真的挺无趣的,不过我发现它的中文进步了。我接着说:我觉得那是我与写作的一段“庐山恋”,你懂吗?它说:我理解您说的是您与文学之间的特殊情感,这种情感可以被形容为“庐山恋”……算了,不为难它了。它没有参加过一九八〇年的“大学生暑期艺术团”……不久前,我偶尔看到英国诗人W.H.奥登的话:“卡夫卡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,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。”庐山湿漉漉的山水浮现在我的脑海,我们曾经如此需要文学,如此热衷地谈论过文学。姥姥说:记得前几天我带你去蔡上国家吗?我说:记得。她说:他家的那个女人不简单。我当时一心专注在他画的静物里,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女人。蔡上国的景物有法国自然主义的风味,和我们当时受的苏派的教育方法不一样。我随口说:可能是他老婆吧,姥姥说:不是的那,个女人不简单,你就不懂了……那个时期,我们家是一盘散沙,父母在美国进修,我常出外景、参加社会活动或在外院上课,固定人口只有姥姥和哥哥。也许姥姥感到自己作为唯一家长的重任,对我和哥哥管头管脚,但我们年轻气盛,把她的话全当耳边风。偶尔,姥姥的朋友来家里时会问到陈川陈冲,她就叫我们去陪客人坐坐,我们只好去应付一下,聊两句。
我那只价值连城的白玉手镯,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收下来的。我有这样一个印象,姥姥坐在书桌旁抽着香烟,一位老先生坐在小沙发上,茶杯冒着热气。我们寒暄了些什么?完全忘了。老先生拿出一个小小的锦盒,打开给我看,说,这只手镯四百年老了,你到美国留学实在需要钱的时候可以卖掉。姥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,好像这件礼物并不比一块火腿或一支钢笔更贵重,我也就没把它当回事。好几十年以后,我才会留意到它的美与独特——椭圆的形状有一点点方,神秘的颜色随光线变换,雕刻的双龙戏珠精致而抽象。我到美国后搬了许多次家,马马虎虎丢失了很多东西,有些也是很珍贵的,比方史家祖上传下来的铜镜、外公从捷克带回来的水晶烟灰缸、景泰蓝的百花奖奖杯,而这只手镯倒是幸存下来了。我仿佛能看见一位老人儒雅的身影,逆光坐着,但无论如何也看不清他的脸。姥姥认识不少有名望的文人,年轻时跟沈从文、巴金都有交往,她曾去探望他们,但我不记得他们来过家里。这位老先生到底是谁呢?哥哥说,我觉着是蔡上国,他有时来会来找姥姥讲章(聊天)。我问,除了他还有什么老人可能送这样的古董?他说,要么是程十发,他送给我一张他的画,我觉着画得噶戆(很傻)的,要它做啥,后来也不晓得被啥人拿去了。程十发不是姥姥的旧友,他先认识的是哥哥。哥哥有个叫王青的画画朋友,住在程十发隔壁,有时候他去找王青,家里没人,就坐在程家等,这样几次就熟悉了。我说,那天姥姥房间里的肯定不是他。哥哥说,程十发出身比较清贫,不太像会做这种事的人;蔡上国出身在富贵人家,这种东西大概没那么稀奇,应该是他送的。我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只手镯的来历。我们年轻的时候,对物件的金钱价值都很无知和麻木。我们当然知道大饼油条、菠菜、带鱼的价格,也体会过没钱买东西吃的难受,但那是具体的生活。手镯的价值,对我们来说太抽象了。哥哥第一次想努力挣钱,是为了送给我一件貂皮大衣到纽约时穿。那时他刚刚被分配到上海交大美术系教书,工资很低,从我开始办理留学手续,他就开始画连环画挣钱,然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那件大衣上。当时我不知道貂皮大衣要好几千块钱——在那个年代是个天文数字。在我箱子整理到差不多的时候,他交给我一只鼓鼓的布袋子,跟我说,这是貂皮大衣,纽约的冬天比上海要冷得多。我抱怨,这么大一包,怎么装啊?我又要重新理箱子。
我在电话里跟他说,这件大衣到今天还油亮松软,四十多年了,跟新的一样。他说,我在交大有个学生是从东北来的,他家里精通皮草,从当地挑了最好的貂皮带到上海,我再去南京路的“第一西比利亚”去订制的。之前我完全不知道,他在大衣上费了那么多心思。
作者简介陈冲(Joan Chen),华语影视女演员 、电影导演 ,奥斯卡金像奖评委,好莱坞编剧家协会会员,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。本文节选自《上海文学》2023年7月号,经《上海文学》授权转载。阅读全文点击下方“阅读原文”订购当期杂志纸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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